养生不是老年人的事，不是有钱人的事，不是未来的事，是现在的事，是每个人的事。如果不养生，你将来的下场可能跟他们一样凄惨无比。

问自己两个问题：当大病来袭的时候你能够依靠谁？你将会拖累谁？

（1）

1999年，巴金先生病重入院。

一番抢救后，终于保住生命。但鼻子里从此插上了胃管。

进食通过胃管，一天分6次打入胃里。

胃管至少两个月就得换一次，“长长的管子从鼻子里直通到胃，每次换管子时他都被呛得满脸通红。

长期插管，嘴合不拢，巴金下巴脱了臼。只好把气管切开，用呼吸机维持呼吸。

巴金想放弃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，可是他没有了选择的权利，因为家属和领导都不同意。

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。哪怕是昏迷着，哪怕是靠呼吸机，但只要机器上显示还有心跳就好……

就这样，巴金在病床上煎熬了整整六年。

他说：长寿是对我的折磨。

（2）

“不要再开刀了，开一个，死一个。”

原上海瑞金医院院长、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朱正纲，2015年起，开始四处去“拦刀”。

他在不同学术场合央求医生们说，“不要轻易给晚期胃癌患者开刀。”

现在中晚期胃癌患者一到医院，首选就是开刀，然后再进行化疗放疗。

“就是先把大山（肿瘤主体）搬掉，再用化疗放疗把周围小土块清理掉。”这种治疗观念已深植于全国大小医院，“其实开刀不但没用，还会起反作用。

晚期肿瘤扩散广，转移灶往往开不干净，结果在手术打击之下，肿瘤自带的免疫系统受到刺激，导致它们启动更强烈的反扑，所以晚期胃癌患者在术后几乎都活不过一年。”

而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都采用“转化治疗”，对晚期肿瘤患者一般不采取切除手术，而是尽量把病灶控制好，让其缩小或慢扩散。

因为动手术不但会让患者死得更快，而且其余下日子都将在病床上度过，几乎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。

所以，朱正纲现在更愿称自己是“肿瘤医生”，外科医生关注的是这次开刀漂不漂亮，肿瘤医生则关注患者到底活得好不好，“这有本质的区别。”

（3）

美国是癌症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，当美国医生自己面对癌症侵袭时，他们又是如何面对和选择的呢？

2011年，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穆尤睿，发表了一篇轰动美国的文章——《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？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，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》。

几年前，我的导师查理，经手术探查证实患了胰腺癌。

负责给他做手术的医生是美国顶级专家，但查理却丝毫不为之所动。他第二天就出院了，再没迈进医院一步。

他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控制病情，然后将精力放在了享受最后的时光上，余下的日子过得非常快乐。

穆尤睿发现，其实不只是查理，很多美国医生遭遇绝症后都作出了这样的选择。

医生们不遗余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，可是当医生自己身患绝症时，他们选择的不是最昂贵的药和最先进的手术，而是选择了最少的治疗。

他们在人生最后关头，集体选择了生活品质！

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，被东开一刀，西开一刀，身上插满各种各样的管子后，被挂在维持生命的机器上…… 

这是连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。

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医生同事跟我说过：如果有一天我也变成这样，请你杀了我。

一个人失去意识后被送进急诊室，通常情况下家属会变得无所适从。

当医生询问“是否采取抢救措施”时，家属们往往会立马说：“是。”于是患者的噩梦开始了。

为了避免这种噩梦的发生，很多美国医生重病后会在脖上挂一个“不要抢救”的小牌，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时不要被抢救，有的医生甚至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。

这样“被活着”，除了痛苦，毫无意义。

（4）

经济学人发布的《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》：英国位居全球第一，中国大陆排名第71。

何谓死亡质量？就是指病患的最后生活质量。

英国为什么会这么高呢？当面对不可逆转、药石无效的绝症时，英国医生一般建议和采取的是缓和治疗。

何谓缓和治疗？

就是当一个人身患绝症，任何治疗都无法阻止这一过程时，便采取缓和疗法来减缓病痛症状，提升病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，让生命的最后一程走得完满有尊严。

缓和医疗有三条核心原则：

1. 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过程；

2. 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；

3. 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。

英国建立了不少缓和医疗机构或病房，当患者所罹患的疾病已经无法治愈时，缓和医疗的人性化照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人权。

这时，医生除了“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症状的办法”外，还会向患者家属提出多项建议和要求：

1. 要多抽时间陪病人度过最后时刻。

2. 要让病人说出希望在什么地方离世。

3. 听病人谈人生，记录他们的音容笑貌。

4. 协助病人弥补人生的种种遗憾。

5. 帮他们回顾人生，肯定他们过去的成就。

肝癌晚期老太太维多利亚问：“我可以去旅游吗？”

医生亨利回答：“当然可以啊！”于是维多利亚便去了向往已久的地方。

（5）

中国的死亡质量为什么这么低呢？

1. 一是治疗不足：生病了缺钱就医，只有苦苦等死。

2. 二是过度治疗：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接受创伤性治疗。

尤其是后者，最让人遭罪。

北京军区总医院原肿瘤科主任刘端祺，从医40年至少经手了2000例死亡病例。

“钱不要紧，你一定要把人救回来。”“哪怕有1%的希望，您也要用100%的努力。”每天，他都会遭遇这样的请求。

他点着头，但心里却在感叹：“这样的抢救其实有什么意义呢！”

在那些癌症病人的最后时刻，刘端祺经常听到各种抱怨：“我只有初中文化，现在才琢磨过来，原来这说明书上的有效率不是治愈率。为治病卖了房，现在还是住原来的房子，可房主不是我了，每月都给人家交房租……”

还有病人说：“就像电视剧，每一集演完，都告诉我们，不要走开，下一集更精彩。但直到最后一集我们才知道，尽管主角很想活，但还是死了。”

病人不但受尽了罪，还花了很多冤枉钱。数据显示，中国人一生75%的医疗费用，花在了最后的无效治疗上。

有时，刘端祺会直接对癌症晚期病人说：“买张船票去全球旅行吧。”结果病人家属投诉他。

没多久，病人卖了房来住院了。又没多久，病床换上新床单，人离世了。

整个医院，刘端祺最不愿去的就是ICU，尽管那里陈设着最先进的设备。

“在那里，我分不清‘那是人，还是实验动物’。”花那么多钱、受那么多罪，难道就是为了插满管子死在ICU病房吗？

（6）

每当这时，他孙女总低着头，不敢去看。可每天反复地清理，却还能抽吸出很多。

我问家属：“拖下去还是放弃？”而他们，仍表示要坚持到底。

孙女说：“他死了，我就没有爷爷了。”

治疗越来越无奈，他清醒的时间更短了。而仅剩的清醒时间，也被抽吸、扎针无情地占据。

他的死期将至，我心里如白纸黑字般明晰。便对他孙女说：“你在床头放点薰衣草吧。”

她连声说：“好。我们不懂，听你的。”

第二天查房，只觉芳香扑鼻。他的枕边，躺着一大束薰衣草。他静静地躺着，神情柔和了许多。十天后，他死了。

他死的时候，肤色变成了半透明，针眼、插管遍布全身。面部水肿，已经不见原来模样。

如果他能表达，他愿意要这十天吗？这十天里，他没有享受任何生命的权力，生命的意义何在？让一个人这样多活十天，就证明我们很爱很爱他吗？我们的爱，就这样肤浅吗？

如果想要有尊严地死去，请在余生好好善待自己来之不易的身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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