辨证就像破案，症状只是线索，线索有真有假，有全有略，好的侦探只要找到一些片断，就能把线索一个个串联起来，整个案件就可以告破。

辨证也一样，面对错综复杂的临床表现，好的医生能够从中抓住几个要点，从而作出准确的判断，然后，根据辨证结果谴方用药，故能效如桴鼓。

中医组方的基本理论叫做“君臣佐使”，就如同打仗需要调兵遣将、排兵布阵。简单地说，就是针对病证的主次选择相应的方药，根据药物在方中的作用将其分别称为君、臣、佐、使。

许多人知道学中医要背汤头歌诀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方剂是中医治病的最主要手段，尽管一张处方中的药物可能有多有少，但大多数是以“方”的形式出现的。

所以，中医把处方的过程称为“开方”而不叫做“开药”。每一味中药都有性味、功效、归经等，这是治病的基础，所谓“药有个性之特长，方有合群之妙用”。

方剂是在单方专药治病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，是由简到繁的过程，更重要的是药物经过配伍，能够增强疗效，随证合药能够适应病情需要，同时还可以监制药物的烈性或毒性。

因此，相对于单药、专药的应用，方剂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我们现在所学的方剂大多是经过历代医家长期应用并证明有效的，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和整体辨证思维。

有人认为，中医应用复方是因为对各个药物的有效成分和作用靶点不明确，其实不然，这是由于中医的理论所决定的。

大家可能会发现，西医学在药物有效成分和作用靶点越来越明确的今天，各种药物合用的现象却越来越复杂。

一个朋友告诉我，他一餐要吃30颗药片，其中降压药3~5颗，调脂药2~3颗，降糖药2~3颗，抗血小板聚集药2~3颗……再加上保肝药、护胃药等。

药是吃了，指标也都接近“正常”，但是，人整天晕乎乎的，难以坚持正常工作。他说，服药的感觉比生病更难过！

虽然类似的病例越来越多，以至于大部分的患者和医生都习以为常，但它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人体是一个整体，靠“有效成分”并不能真正解决“人”的问题。

更何况，西药的合用与中药的配伍是截然不同的，前者只是根据对抗的原理进行叠加，而后者根据“理”、“法”的指导选方用药，或选药组方，中医把“方”称为“阵”。

中医组方的基本理论叫做“君臣佐使”，就如同打仗需要调兵遣将、排兵布阵。简单地说，就是针对病证的主次选择相应的方药，根据药物在方中的作用将其分别称为君、臣、佐、使。

君药是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，在一个方中，君药是首要的、不可缺少的；臣药和佐药的作用是辅助君药；使药的作用是调和方中诸药，四者各司其职。

如治疗脾胃气虚的“四君子汤”由人参、白术、茯苓和甘草等4味药组成，主要功效是补益脾气，其中人参具有良好的补气、健脾作用，所以是君药。

白术健脾燥湿但补气力较弱，效果不如人参，所以是臣药；茯苓渗湿同时能健脾安神，故方中佐以茯苓则健脾作用更强。

甘草能协同上药的补气作用，又能调和其他几味药的作用，就是使药，可见同一方中不同药物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同的。

而同一药物在不同方中的作用也可能不同，例如：甘草在大多数方中是使药，主要作用是调和诸药，但在“炙甘草汤”中它就是君药，主要作用是甘温益气、缓急养心。

所以，中医方剂发挥的是整体的功能，而非个体的作用，一个方的功效绝不是单味药物功效的简单叠加。

中医治病的基本原则是“调整阴阳，以平为期”，主要针对疾病发生的病因病机，也就是“证”，再根据“证”来制订治疗的法则即“治则治法”，然后根据治法选择相应的方药，从而达到治疗效果。

简而言之，有是证用是方，有是方用是药，讲究的是法要对证，因法选方，这就叫理法方药一致。有了方就形成了“阵”，布好“阵”还应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调整阵容。

因此，中医看病要因时、因地、因人制宜，处方中的药物也要根据病情的变化不断加减，有时还需要投石问路以观之，这与兵家讲究“天时地利人和”是一样的道理。

记得李可老中医在治疗阴寒内盛的假阳证病人时，就嘱其将熬好的四逆汤放在冰箱凉了后再喝，他说实际上冰镇的四逆汤过了中焦后就发挥热的作用，这招不就是兵法所说的“瞒天过海”吗？

但是，现在有些中医师治病不讲理法方药、君臣佐使，讲的是“药理作用”、“有效成分”，什么“抗病毒”啊、“改善微循环”啊，挺吓唬人的，但那些药已不是中药，至少不是一个真正中医眼中的中药！

有一个很常用的“中成药”，说明书上写着的功效是“清热解毒”，主治是“风热感冒”，理由就是，清热解毒药能够抗病毒，而感冒是病毒引起的。牛头不对马嘴，竟然能行销全国！类似的说明书已经越来越多了，不能不说是个遗憾！

药物防治疾病，是以药性之偏来纠正病性之偏，调整脏腑功能，纠正阴阳偏胜偏衰，使之恢复平衡。清初名医徐大椿著《医学源流论》，其中有一篇就叫“用药如用兵”。

清代兵学家邓廷罗在其所著《兵镜备考》中说“救乱如救病，用兵犹用药”，可见，中医用药与军事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。